纪峰委员漫画:乌兰夫之女忆:父亲文革时被诬陷反党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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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之女忆:父亲文革时被诬陷反党叛国

2011年07月14日09:26南京报业网-周末报云松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了某些人诬陷,中央为了查清问题为了保护他把他转到北京郊区一处军队管辖的院子里。总后管理部门给了父亲一个通知:缴纳军队住房的房租,几乎是我父母工资的全部。

“水果费”风波

母亲在经济困窘的时候,也想过“创收”的问题。我父亲因为是领导干部,吃的是小灶,按照规定,他在午饭后有一个苹果或者梨的待遇,我母亲就打起这个苹果的主意来了。她找到管理员,对管理员说,以后不要给我父亲吃水果了,这份水果钱交给她,由她来安排。开始管理员不同意,但是经不住我母亲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

管理员倒不是怕她,那时候同志之间很平等,即使是领导的夫人也一样,管理员能“徇私”,主要因为我母亲是他们的文化教员,这些工作人员大都是苦孩子或者放牛娃出身,参加革命的时候一字不识,现在都能读书写信,当然对老师很尊敬。

现在想起来,水果钱也不过是几块钱吧,可是对母亲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可是她高兴了没有多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滋生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管理员揭发说,他想了好几天,认为我母亲挪用首长的水果钱就是变相的贪污,然后他检讨了自己自由主义、原则性不强等等。

母亲一听就跳起来了。对他们来说,贪污是极端邪恶的行为,染指国家的财富和老百姓的血汗,那是罪不可宥。母亲当然受不了这样的指责,她气呼呼地说,父亲的钱给孩子用难道是贪污吗?再说,乌兰夫同志早说过他用不着吃水果了,不信,大家可以去问!管理员也跳起来了,说:水果费是组织上规定的,该作什么就作什么,挪用就是不对,谁作证都不行!

这件事情闹得不亦乐乎,最后还是上级出来调停。我母亲后来不理管理员了,觉得他胡闹;管理员也不理我母亲了,觉得自己做得对。

风波过后,我母亲没有了零用钱,父亲饭后又吃到了水果。只是母亲有些迁怒于父亲,当父亲习惯性地把苹果切开,乐呵呵地分给孩子们的时候,母亲就会愤愤地把孩子们带走。

70年代初,我父母从湖南回到北京,那位管理员来看他们,他已经是外省的一位基层领导了,他提着一包水果,一见我父母的面就哭了,那是一种革命队伍中的情谊。母亲说,那位管理员回忆起当年那件事情,仍然觉得自己很在理。过去听到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位管理员有点“一根筋”,现在想起来,竟然有着说不清的感动。

“文革”初期,父母的工资用来交房租

“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了某些人诬陷,从地方民族主义上升到反党叛国集团,中央为了查清问题,也为了保护他,把他转移到总参第五招待所,后来转到北京郊区一处军队管辖的院子里。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经济困难便从这里开始。总后管理部门给了我父亲一个奇怪的通知:缴纳军队住房的房租。数字几乎是我父母工资的全部。

在50年代供给制的时候,我虽然用去了我父母的全部津贴,但是他们还有饭吃,国家也发衣服。现在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必须用最少的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从1966年到1969年,我难以想象我父母的困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只是后来听到我父亲开玩笑,说我母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最冷的冬天,部队的同志给我父亲送来一套军棉衣,这套衣服伴随我父亲走过数个寒暑,夏天把棉花取出来作单衣,冬天把棉花重新絮进去。后来颜色泛白了,我母亲请战士买了五分钱一包的染料,把衣服染成了蓝色。我一直保留了这套衣服,只是那些粗大的针脚已经不像母亲的手工,母亲说布太旧了,针线太密衣服就会绽裂。

1969年之后,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许多老干部离开北京,我父母来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湖南。70年代初,我的父母回到北京。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他们接到过群众来信,都是当年经手我父亲“房租”的普通军队干部,有的同志已经转业,他们先后给中央写信,反映这种奇怪的收费方式,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办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核查了这一事情,想把钱退回给我的父亲。“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留在总后吧。”我父亲笑了笑,风趣地说,“算我缴了一笔部队建设费,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