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葡萄藻能吃吗: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决策纪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知乎小报 时间:2020/01/27 18:03:10
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决策纪实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平凡的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毅然作出了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军人,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96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在西北戈壁腾空而起;1964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3年后氢弹试验又传捷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两弹一星”使我国国防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将永远怀念成就“两弹一星”伟业的辉煌岁月,愿“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辉!

  “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毛泽东作出了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原子能时代。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对原子能的认识,是从二战结束之际的广岛开始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使两座城市化为废墟,成千上万的生灵瞬间丧命。遮天盖地的蘑菇状烟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同时也使原子弹成为帝国主义对爱好和平人民进行讹诈的“王牌”,世界从此拉开了核军备竞赛的序幕。

  1945年7月24日,在波茨坦会议休息时,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对斯大林说:“我们有一种新型的炸弹,破坏力不同一般。”斯大林听到后似乎漫不经心,而且好像还有点高兴。

  其实,美国人哪里知道,就在那个晚上,这个苏联的统帅已经给莫斯科发了电报,下令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时隔4年之后的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紧随其后,英国于1952年10月3日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美国于1952年10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苏联于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此时,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然而,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他们一方面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企图从经济基础上挤垮中国;另一方面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企图在军事上吓倒中国。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同年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中国人民从来都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在国际上,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坚决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希望中国能够拥有核武器,以打破美国的核反垄断。1951年10月,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得知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准备离法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时,特地约见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

  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核威胁,世界人民反对核战争的殷切期望,都促使中国一定要发展核武器。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对核能研究和利用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紧迫感。新中国的领导人、军队的高级将领和科学家把目光瞄准了核武器。

  研究核武器必须掌握核科学技术。然而,在这个时代来临之际,除少数科学家以外,一般中国人基本上对原子能一无所知,只是对原子弹的威力有所耳闻。但是,毛泽东1946年8月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所表明的“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的态度,以及对原子弹、核战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思想,已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早在1949年春天,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向中央提出:趁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机,在国外购买必要的核科学仪器和图书资料,以便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想法,并为此专门拨出了一笔外汇。并告知钱三强,党中央、毛主席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们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次年5月,组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担任副所长并于第二年接任所长。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从此,新中国的核科学家们有了自己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的机构。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和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就在我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筹划研究建设我国核工业研制核武器之际,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铀元素最先为德国矿物化学分析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恰好当时发现了天王星,因此,就以天王星命名,中国即以天王星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作“铀”。

  我国发现铀矿物比较晚。20世纪30年代地质工作者张定钊曾用分光分析法鉴定赣南钨、锡、铋、钼等矿中含有铀元素。后来地质工作者张更生在广西富贺钟地区的冲积砂内,采得独居石、钍石等矿物,但未被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因而也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质事业。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并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于是,刘杰等选配了铀矿石标本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看了显得很兴奋,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1954年冬,根据中央的决定,为开发我国铀矿地质事业做筹备工作,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机构,即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隶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普委二办成立后,即组织力量,对过去发现的两个铀矿产地进行了复查。结果在广西富贺钟地区花岗岩体中初步找到了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之后又在我国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200多处,有远景的11处,为进一步勘探和提交铀工业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在客观上也为建立核工业提供了前提条件。恰在此时,苏联又表示愿意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情况表明,创建与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约请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就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以及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问题进行谈话,薄一波、刘杰等参加。

  周恩来说:“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一直在对中国搞赤裸裸的核讹诈。美军入侵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叫嚣要把原子弹投到中国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并且说要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提出了建议。在朝鲜战争僵持阶段,他们又提议直接向中国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最近,美国又和台湾蒋介石相勾结,搞什么共同防御条约,同时扬言,如果必须保卫金门沿海岛屿的话,他们有权力使用核武器。”

  周总理说到这停顿了一会。在场的人感到空气的沉重,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就像一片乌云,笼罩在大家的心头。

  过了一会,周恩来把目光投向钱三强:“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带来的话,‘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他的话。

  但是,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的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了,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下面请三强先讲。”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钱三强先介绍了几个国家的原子能发展状况,接着又通俗地讲了原子弹的原理和关键技术设备,以及争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并汇报了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几年来已经做的工作。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地提问,插话,特别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科技力量、设备,所需经费等情况作了详细询问。

  钱三强介绍完情况后,周恩来又请地质学家李四光介绍铀矿资源情况。

  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情况汇报,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你们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一下现场演示。”

  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微笑着对钱三强和李四光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周恩来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原子能技术很深奥,先请他们做点现场演示,有点感性印象,再听情况汇报。”

  于是,钱三强把带来的像沥青一样发着暗光的铀矿石和仪器摆在会议桌上,他指着铀矿石说:“这是一块天然的石头,里边含有放射性很强的物质,这是发展原子能必不可少的。

  但是,这里边需要的东西含量极少,而且提纯它,要有很复杂的技术和设备,要经过熔解、蒸发、分离等复杂程序。当年,居里夫人花了近四年时间,从几十吨这样的铀矿废渣中,才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纯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镭这种物质,就正式存在了。居里夫人因此又获得了一次诺贝尔奖。”

  对铀矿石作了简要说明之后,钱三强开始进行现场演示。他用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桌上的黑石头,扬声器里开始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表示收到了由黑石头放射出的射线;当把计数器移远了以后,响声就停止了。

  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走上前去亲自作了试验,会场笑声不断。

  这时,钱三强在自己口袋里藏了一小点放射源,慢慢地朝着盖革计数器走过去,突然间,又响起了“咯啦,咯啦”的声音。大家觉得奇妙!钱三强从口袋里掏出放射源说:“就是这玩艺儿。这点放射源,是我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的。”会场又是一片笑声。

  接着,钱三强又简要地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状况和我国的发展现状。他说:“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的,几年的努力,只能说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他们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有极大的积极性,充满信心。”在谈到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时,钱三强认为要抓紧建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且详细解释了它们的关键作用。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有了铀矿资源也无济于事。”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几次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钱三强、李四光等人补充说明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高兴,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后开始作总结发言:“关于原子弹,我过去讲过一些话,在延安的时候就讲过,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观点:原子弹是纸老虎。外国记者把它翻译成‘拍拍一太根儿’(PaparTiger)。我第一次讲这话是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采访我,马海德大夫和陆定一陪同。

  “那时候,美国大搞原子弹试验,搞心理战,报纸上把原子弹吹嘘得神乎其神。与此同时,蒋介石依着美国撑腰,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口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气焰嚣张得很嘞!“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斯特朗问我:‘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我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我的话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从战略上考虑的,是针对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用它来吓唬善良的人们而说的。

“从主观愿望说,我们不愿意有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一位外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掌握了它,就能打掉嚣张气焰。”

  毛泽东停下来吸了口烟接着说:“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说到这,毛泽东又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稍作思考,语气坚定地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大家屏息听着,认真地做着记录。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看在座的各位,接着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

  大家热烈鼓掌,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对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

  会场安静下来后,毛泽东突然话题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同钱三强讨论起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他首先问:“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是这样。”钱三强回答毛泽东。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毛泽东提的问题并不离奇,但要回答准确却使钱三强为难。因为当时对于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人类还没有发现。他想了想,只好如实说:“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原子’(a-tomos)这个词,古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东西’。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是不可分的吗?”毛泽东以表示怀疑的口气提出问题。

  “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证明。”钱三强以实验物理学家的观点作了解释。

  毛泽东抽着烟,用心思考,进一步用探讨的口气说:“我看不见得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钱三强静静地听着,大家也都静静地听着。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微笑着结束了讲话。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就变为现实。就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用同步稳相加速器把高能质子加速到62亿电子伏,然后轰击铜靶,首先发现了反质子。

  在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就是反中子。

  哲学家和科学家殊途同归。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大家共进晚餐。

  餐厅摆了三张餐桌,每桌六样普通的菜,多数是带辣味的。

  钱三强、李四光被安排同毛泽东同桌。

  席间,彭真向毛泽东介绍说:“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知道,但是没见过面。”毛泽东对钱三强说:“最近,我读过你父亲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读高中,曾经听他讲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钱三强说。

  毛泽东说:“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持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反驳了他的教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环顾各桌后,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来,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这次会议,党中央、毛泽东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正如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所指出的,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下决心搞一点吧!”(引自《毛泽东人生纪实》,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4页)发展原子能,必须有一位总指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担当此任,并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

  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子能研究所需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原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该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

  机构组成以后,又加紧了规划工作。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他提出了我国科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原子能利用,就是周恩来所指的最急需、最重点的一个项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周恩来亲自领导,与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他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最后,周恩来亲自选定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五十七门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为了确保这一重点项目,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23日专门发出通知,决定“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

  领袖们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研制原子弹的信心和决心。一个科学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轰轰烈烈的“全民办铀矿石”、“大家办原子能科学”高潮在全国兴起,原子能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普及。

  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毛泽东从容对赫鲁晓夫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最初阶段,苏联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从1955年到1960年,许多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不辞辛苦,来到中国,积极热情地帮助工作,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55年初,苏联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从1955年到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援助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大。

  在铀矿的勘探开采方面,50年代中期,苏联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铀矿石,遂想同中国合作,在中国取得部分铀矿石。这时,我国已在广西等地相继发现铀矿物,也想从苏联引进先进技术和仪器设备,以便进一步全面开发铀矿普查勘探工作。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于1955年1月20日签订了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的协定。协定规定,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到1956年,鉴于苏联已同意为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己发展核工业需要大量铀矿石,已不可能供给苏联铀矿石,于是又经两国政府商定,将双方在铀矿普查勘探方面的合作方式,由原来的两国合营改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主经营,并于当年12月19日重新签订了由苏联给予中国在铀矿普查勘探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

  在核物理科学研究方面,中苏两国政府于1955年4月27日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苏联援助的这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建成,使我国核科学研究的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改善,促进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研基地的早日建成。

  对于建设自己的核工业,我国是早有考虑的。1955年9月,在薄一波主持下,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同年12月,进一步修订成《关于1956年至196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大纲》提出的方针是:“在苏联大力援助下,积极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使我国以最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

  《大纲》以建设一批生产和动力两用反应堆为中心,提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设想。

  恰在此时,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向我国科学界介绍不久前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的情况,并了解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规划。这个代表团在中国活动期间,向周恩来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此后,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在1956年1月和2月,以书信方式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问题交换了意见。3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援建问题开始进行谈判。随后于同年8月17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

  中国发展核工业,当时的方针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当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之后,很自然地提出了下一步需要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

  1957年9月,中国派出了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10月15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当时,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定中都未作具体规定,因此,在莫斯科会谈中,中国政府代表团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苏方当时表示没有准备好,留待以后再商谈。直到1958年8月,苏联政府才派代表团来北京商谈,并于同年9月29日与中国签订了关于1956年8月17日协定的补充协定。协定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对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都有大致的规定。

        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年和1960年。

  对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一开始就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

  根据这一指示,我国在创造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应该说这一方针的确立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尤其是后来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后,更显出了它的积极意义。

  就在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止与中国在原子等方面的合作。这个分界点就是1958年。这个转折点的形成主要是由苏联搞老子党一手造成的。而这一转折开端于苏联撤销对中国的原子技术的援助。这其中赫鲁晓夫“功不可没”。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自己也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

  1959年9月29日,也就是中国的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之时,赫鲁晓夫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是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参加了和美国首脑的戴维营会谈。

  赫鲁晓夫一行到达北京,当天晚上,就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国宴后,双方便到颐年堂举行会谈。

  这次参加会谈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及外交部长陈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用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亲眼看了,他们真富,确实富。”

  毛泽东对他说的话很不以为然,从容地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华期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首先提出的是放了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这两名美国人,是当时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时抓获的。这叫人想到赫鲁晓夫是否和美国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来为美国人说情的。

  向来强调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一点都不含糊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堵在了门外。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进行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接着说:“至于俘虏的其他5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赫鲁晓夫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了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声音本来就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了个不值得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了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怒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责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不应该让他跑掉……”毛泽东接过话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当时是他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准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账。

  当时作为翻译的李越然在场,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悄悄报告说:“主席,当时他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吗?”“可以。”毛泽东点点头。

  李越然站起来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的翻译就是我。”他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以及每个讲话的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又转了,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葛罗米柯支支吾吾,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了,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不礼貌……”“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说:“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像这样的会谈实在是不多见的。

  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第二天国庆检阅,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成功,毛泽东把手中的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遨游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这种梦想在中国似乎特别多:“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孙悟空大闹天宫”。可惜,人类实现这一梦想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让苏联人拔了头筹。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史上的新纪元。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发展人造卫星开始摆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家的议事日程,中国人揭开了遨游太空的序幕。

  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后不久,聂荣臻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人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此后,在聂荣臻主持起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也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是科学技术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实施的步骤,首选发射探空火箭,开展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再进而研制卫星及其运载工具。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

  1960年,中国发射首枚T-7型探空火箭并取得成功。但钱学森认为,这枚火箭射程太短,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和氢弹,他提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

  毛泽东支持钱学森要搞人造卫星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

  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毛泽东这里说的“鸡蛋大的”,是指美国的“探险者一号”卫星,只有18磅。

  1961年6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开始举办了持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

  1964年,“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同年,中国科学院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高达70千米的探空火箭,为发展我国的人造卫星创造了条件。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等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人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此后,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拟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中央专委于5月和8月先后召开第13、第14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要求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

  由于钱学森等人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至此,中国人的科技航天事业,从1958年毛泽东发出号召,经过8年的创建时期和技术准备时期,进入了全面规划和开始研制时期。

  根据“651工程”在总体上的分工:中国科学院搞卫星和地球表面跟踪测量系统;七机部搞运载火箭;国防科委的发射基地搞地面发射设备。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科学院是地方单位,又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首当其冲受到破坏。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一律穿上军装,有了绿色“防护衣”,又装进了绿色“保险箱”,从此,这支队伍得到了安定的研制环境。

        发射人造卫星,需要有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才能克服地球引力,进入预定空间轨道。

  此前我国研制成功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即每秒7.6千米,不能克服地球引力,不能作为卫星的运载工具。

  准备重新研制用来运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火箭被命名为“长征1号”。它是以“东风4号”为基础,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的。所以,“东风4号”和“长征1号”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研制的。

  1968年的初,经过三个春秋的紧张攻关,“长征1号”火箭各系统的零部件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战略火箭生产总厂准备试车。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派性斗争十分激烈,甚至渗入到技术工作之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当时,两派为火箭试车问题顶牛,已经上了试车台的火箭迟迟不能点火。两派的派性之所以这样顽固,其根源出自陈伯达、江青是他们的总后台。陈伯达、江青为了拖垮周恩来总理,抛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周恩来针锋相对,他亲自点将:“请钱学森同志组织这次试验。”

  试验场,钱学森把两派的科技人员召集在一起宣布:“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来组织点火的。”

  看了一下大家的反应,他接着说:“‘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4号”和“长征1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接着他要求两派头头都要在会上表态,两派终于达成协议。

  一个月以后,“长征1号”四次试车顺利结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969年11月16日,“长征1号”第一枚两级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试验,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科学家们没有被失败吓倒,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艰苦奋战。又是一个月后,“长征1号”第二枚两级火箭试飞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就在火箭研制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卫星的研制也在紧张进行之中。

  第一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在太空运行时将播放《东方红》乐曲,因此,这颗卫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颗政治卫星,所以对从事卫星研制的科技人员来说,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将卫星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看得见并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而要达到一次成功,做到万无一失,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一套复杂系统工程设计要正确,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乃至每个元件、器件、零件等都要质量好,可靠性高。因此,如何确保质量,是从共和国总理到每一位科技人员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在“东方红1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听取卫星研制生产的情况汇报,周总理对每一个环节的质量都问得很详细。当汇报快结束时,总理突然问年轻的火箭专家孙家栋,“卫星上总共有多少电缆?”孙家栋如数做了回答。总理又问:“有多少插头?”这可难住了孙家栋,他一时语塞,红着脸说:“总理,等我回去统计好再向你汇报。”周恩来笑了笑和蔼地说:“这些数字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对你们搞卫星的用处可就大了。你们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病人的每根血管、每条神经,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汇报中,钱学森谈到有的单位在仪器上刻上毛主席语录、镶上毛主席像章,影响整体设计,让他们感到很为难。总理严肃地说:“搞那些干什么,卫星一旦掉下来,还可能引起政治问题。有的人喊口号是一回事,真心尊敬毛主席又是一回事。你们回去把道理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总理的制止,在卫星上镶毛主席像章的事总算被刹住了。

        在“东方红号”卫星研制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做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诿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让卫星在运行中播全曲,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要避免这些灾难当时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如果改为只播一部分,那“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又有谁能承担得了。

  这事难住了卫星研制人员,他们反映给钱学森。钱学森也难以定夺,交到国防科委。国防科委考虑再三仍然难以决定,只好报告给中央。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决定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这样,这一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棘手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经过全体科技人员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1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1970年3月26日,经周恩来批准,“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火箭正式出厂,运抵酒泉发射中心。

  与此同时,由国防科委的基地承担的“651工程”地面发射和跟踪测量系统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从1965年9月开始建发射场,在十几个省市和单位的支援下,到1969年底,各项建设基本完成,具备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基本条件。

  1970年4月2日晚7时,也就是在卫星和火箭抵达酒泉发射中心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各路航天专家来京,详细了解卫星发射的准备情况。

  当钱学森等各路专家详细汇报完各方面的情况后,周总理十分关切地问:“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落点在什么地方?”对于火箭空壳的落点,周总理一直十分关心,因为若处理不好,或对国内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或对国外的某些地区带来破坏,造成不利影响。钱学森回答都已计算出准确落点,不会带来破坏,周恩来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周恩来又问卫星经过哪些城市,并伏下身去在铺在地毯的世界地图上逐一核对。总理说,对卫星经过各国首都的时间要进行预报,让全世界都能收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4月15日,周恩来再次将各路航天专家召集到北京,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

  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参加。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万一”问题,钱学森等专家们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

  汇报将要结束时,钱学森提出了“过载开关”问题。

  原来在研制卫星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卫星不能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便不能响彻太空;假如卫星掉入大海,《东方红》乐曲依然在海底“高唱”,就会成为政治笑话,就会变成某些人的把柄。

  这确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于是有人提出加装“过载开关”的办法。但在测试时也有人对这个“过载开关”提出质疑:假如其他都正常,而“过载开关”发生了故障,卫星该播《东方红》的时候不播,不该播的时候反而播了怎么办。

  一个小小的“过载开关”,苦苦地困扰着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当然,这种困扰主要是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因素。

  这个难题提到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上报中央。中央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可见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钱学森提出后,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眉头紧锁在一起。沉思片刻,他抬起头来,问在座的各位航天专家:“你们说,我们的卫星、火箭到底可靠不可靠?”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果断地回答:“从几次测试的结果看,火箭的质量是可靠的。”

  “卫星的质量也是可靠的。”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也是果断地回答。

  这时,周恩来以极其严肃的表情说:“既然你们认为卫星、火箭可靠,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

  一句话,掀掉了压在钱学森心头上的千斤巨石。
        最后,周总理说:“你们把汇报的情况写一份正式报告给我,我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至于卫星什么时候发射,等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批准后才能正式决定。”

  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发出预先号令:“如果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希望能在24日或25日发射。”

  钱学森接到命令,组织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卫星、火箭和其他系统进行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在4月24日21时30分。钱学森在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

  24日15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钱学森:“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工作。要一次成功,为国争光。”各个岗位接到号令,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更加精心地进行最后几小时的准备。

  然而,就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不久,意外的情况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是地面的一个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况,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继之,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反映;稍后,湖南新化卫星观测站报告,电磁脉冲雷达的一个电子管坏了,请求给40分钟的调整时间。

  真是一波三折,急死人了。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觉察到一线参试人员的心情是不是过于紧张了,于是,他向基地发出了发射前的最后一道指示:“不要慌忙,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把工作做好。延长十分八分是可以的。”

  总理的指示,使大家的心情稳定下来,故障一个个顺利排除。

  21时05分,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命令,全体人员撤离现场。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廊,火箭即将飞行的方向,星光闪烁,这简直是上帝为卫星飞向太空开辟的一条光明大道。人们欢呼着。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指挥员点火命令的下达,竖立在发射台上的“长征1号”火箭的四个发动机一齐喷射出橘黄色的火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乳白色的“长征1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直向天空飞去,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

  十分钟后,从数千里外的观测站传来“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报告。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21时50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洪亮,发射场地响起了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此刻的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

  22时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罗舜初将军的报喜电话:“总理,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已经入轨,而且已经收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恩来此时也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好,我马上向主席报告,准备庆祝!”说着,他抓起直通毛主席的电话机,高声说道:“主席,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愿望实现了。”

  毛主席忽地一下子站起来,把手中的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4月25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时,正是“东方红1号”卫星高唱着《东方红》出现在北京上空之时,首都百万人民走上街头,争相观望,紧紧追随着卫星,边看边欢呼跳跃。

  卫星发射后的第七天,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节晚上,卫星将再次飞经北京上空。为了欢度这个美好的节日,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首都数十万军民涌向天安门广场,热切等待毛主席的到来,等待着卫星的飞临。

  晚8时,毛主席在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城楼上观礼的500余名代表整齐地站立在毛主席经过的通道两旁,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摆动大手,亲切地向代表们额首示意。当毛泽东走到航天代表团身边时,周恩来特意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他们就是放卫星的功臣们。”

        毛主席立即停下脚步,面露笑容,朗声说道:“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然后伸出大手,同每一位代表热情握手。

  突然,广场的高音喇叭传出了卫星就要飞临广场上空的通知。天安门广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百万双眼睛注视着夜空。接着高音喇叭又传出卫星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声,一颗闪耀着橘红色光芒的明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北方,缓缓向东南方向移动。这时,天安门广场再次沸腾了,人们指着天空高喊,“看到了,看到了”。

  “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靠自己的研制并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终于跨入了航天时代。